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立足中华传统文化和家庭发展实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重要论述，为中国的家庭研究和家庭建设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较长一段时间以来，学界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一般性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系统性的讨论。家庭家教家风思想的应用性研究，主要面向家庭养老（侯慧丽，2023）、党风廉政（杨威，2024）、基层治理（鹿锦秋，2023）三个领域，却较少涉及儿童发展。然而，家庭环境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论述中，也多次提到家庭对儿童青少年发展的重要影响，比如，早在2016年12月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的讲话中就提到，“家长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影响很大，往往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等等（习近平，2016）。因此，本文认为，应当积极将家庭家教家风思想引入儿童发展的研究领域中，这有利于为儿童发展研究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家庭解释框架。

　　目前少有将家庭家教家风思想应用到儿童发展研究，大抵是因为缺少专门的数据调查，这也导致对核心概念的测量和定量分析也尚未形成有效的讨论和研究发现。中国儿童中心联合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于2021年开展了“乡村儿童家庭家教家风状况调查”项目，在调查地对家庭家教家风各维度和儿童发展各维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数据收集，这为将家庭家教家风思想引入儿童发展领域进行定量分析提供了数据支持。在儿童发展的维度中，儿童的社会适应是与其认知能力、身心健康相互关联、协同发展的重要维度，并深刻地影响着个体后期生命历程的发展（Masten & Cicchetti，2010；Bulotsky-Shearer & Fantuzzo，2011）。一般来说，儿童社会适应可以界定为，在社会环境外部要求与自身发展内部动力的共同驱动下，儿童不断调整个体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表现以积极应对周围环境及其变化的过程，比如独立完成日常学习和生活任务、与同伴和谐交往、接受和遵守社会规范、积极面对困难和挫折等等。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家庭因素是家长如何在与子女的互动中为子女构建一种社会支持（王薇薇等，2021）。不过，目前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家庭因素研究大多围绕家庭教养方式展开，并已经有较为充分的实证结论（黄超，2018；於阅、李骏，2025）。相比于具有明确教育目的并发挥直接作用的家庭教养方式而言，一些隐含的家庭因素没有得到充分关注。

　　为此，本文将在家庭家教家风的理论框架下，使用“乡村儿童家庭家教家风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家庭环境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具体回答两个问题：第一，在家庭教养方式之外，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是否对儿童社会适应有明显影响？第二，对处于不同社会适应水平的儿童来说，家庭家教家风是否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及有何不同的影响特征？对上述研究问题的回应，有利于在学术层面形成儿童社会适应的“家庭家教家风”解释框架，在现实层面为儿童干预和家庭建设提供经验依据。

　　（一）家庭家教家风的界定及测量

　　家庭家教家风的内涵十分丰富，理论界对此已有较丰富的探讨。有学者指出，“家庭是家教的重要实践场所，也是培育和弘扬良好家风的载体；家教是家风形成的关键，家风则是衡量家教效果的重要尺度”（刘复兴等，2024），对三者关系作了较好概括。有学者从预防青少年犯罪的角度分析了家庭家教家风的影响，认为相比家庭富裕程度、父母文化水平等客观因素，家庭家教家风营造的家庭软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更大（胡云腾，2017）。

　　鉴于对家庭家教家风的直接测量难度较大，本文在阐释家庭家教家风基本含义的同时，以儿童社会适应状况为导向对家庭家教家风进行“映射”概念化和操作化编码处理，进而深入探寻影响儿童社会适应的家庭机制（胡安宁、盛渠成，2025）。首先，家庭教养是儿童发展研究的重点，相关研究十分深入和丰富。本文将“家教”维度聚焦到研究较为成熟的家庭教养，并以教育心理学的“教养方式”概念为其定义和测量，具体采用麦克比和马丁的四分法，即权威型、专制型、宽容型和放任型四种教养方式类型（黄超，2018）。

　　其次，“家庭”概念关涉的内容十分广泛，在家庭家教家风框架里应该是除了家教和家风以外的家庭要素，主要包括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家庭规模和结构、家庭成员关系和氛围等。关于家庭社会经济状况的研究多集中于家庭社会经济资源差距带来的教育或人力资本投入分化对儿童发展的影响，这在家庭教养与儿童认知和非认知发展的阶层分化研究中得到较多实证支持（黄超，2018；丛金洲、吴瑞君，2024）。关于家庭规模和结构的研究，学界从家庭成员数量、代际成员结构、儿童同胞结构及同住成员结构等家庭人口学因素展开过较多实证研究（方超等，2020；洪秀敏、刘倩倩，2020；徐延辉、李志滨，2021）。同时，上述两点家庭要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基本上是间接的，通过影响教养方式、资源投入等间接影响儿童发展。相比较而言，家庭成员的关系和氛围，尤其是父母之间的互动模式营造的情感氛围可能会直接影响儿童的情绪和心理过程，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较少置于家庭家教家风框架中。因此，本文将“家庭”维度聚焦到家庭成员营造的家庭氛围上，指的是家庭成员采取固定的相处方式进行人际交往的气氛，主要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和亲密性（边玉芳等，2016）。由于前文阐述的“教养方式”实际上指代了一种家长与子女之间的情感氛围，故此处将家庭氛围进一步聚焦到父母之间的情感关系和氛围。

　　最后，关于家风的含义，一般认为是家庭成员共同体现出来的家庭基本风尚和风气（翟博，2016）。有学者将当前的家风研究总结为四类视角的概念编码：道德秩序、社会想象、道德资本和群体文化，它们均指向不同的具体问题（胡安宁、盛渠成，2025）。但这四类概念编码均是基于家庭发展和社会变迁视角提出的，不太适合对儿童社会适应做出解释。在新人力资本领域中，已有研究开始关注父母的自身特质和行为态度对子女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吴贾等，2020），这跳脱出了以往从家庭教养或人力资本投入等外显行为解释儿童发展的单一框架。相比于“家教”强调“家长怎么教子女”，“家风”体现的是“家长自己怎么做”，故本文将“家风”维度聚焦到家庭成员为子女树立榜样、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这种家风传承意味着家长通过观念引导、行为示范及必要的训诫为儿童的社会化成长塑造学习借鉴的原型，影响着儿童的行为实践（齐亚强、牛建林，2021）。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对家庭家教家风三个维度的界定如下：“家庭”维度指的是父母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家教”维度指的是教育心理学范式的家庭教养方式，“家风”维度指的是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后文将详细介绍测量方法。

　　（二）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

　　长期以来，对儿童认知和非认知发展的家庭因素研究多以家庭教养方式的解释为主，这源于家庭教养方式的两个主要特征：一是作为家长与子女之间的直接互动行为，二是这种直接互动行为具有明确的教育目的。相比之下，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虽然不具备上述两个特征，但可能无形之中对儿童社会适应产生重要作用。关于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和一致结论（黄超，2018；於阅、李骏，2025），此处不再过多阐述，而将分析重点放在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上。

　　首先，基于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的研究表明，避免冲突、和谐稳定的家庭氛围能够为儿童提供心理上的“情感安全”，使儿童敢于自由探索社会环境，保持情绪唤起和行为调节的原始动力（Davies & Cummings，1994）。自我决定理论进一步指出，支持性的家庭环境通过满足儿童的自主性、胜任感和归属感三大基本心理需求，激发其内在发展动机（Deci & Ryan，2000）。这种社会心理机制也得到了神经科学研究的证据支持：慢性压力会导致皮质醇水平的异常升高进而对海马体和前额叶皮层造成神经毒性损伤，和谐的家庭氛围能够减少儿童 产 生 慢 性 压 力 ，避 免 了 慢 性 压 力 对 认 知 和 情 绪 调 节 的 损 害（Gunnar &Quevedo，2007）。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也发现，良好的家庭氛围能够增强儿童的心理弹性，帮助儿童善于自我控制、保持情绪稳定、形成自觉行为（杨铖、刘建平，2017；季冬等，2018）。可见，父母之间和谐稳定的相处模式为儿童成长生活提供一种情绪稳定的支持性环境，虽然不同于家庭教养方式那般带有明确的教育色彩，但从心理机制和生物机制上都有利于儿童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父母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能够显著促进儿童社会适应的发展。

　　其次，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指出，观察学习是人类最基本的行为习得方式，儿童在家庭内部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行为来习得社会规范和交往技能，这一过程不依赖于父母教导，而是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行为示范效应（Bandura，1977）。在儿童发展的各类特定领域中，相比智力、技能等认知层面的发展，道德、情感等非认知层面的发展更依赖对他人的学习和模仿，而非仅来自言语教导（Grusec & Davidov，2010）。可以说，相比于家庭教养的“言传”，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通过亲身的行为示范对儿童社会适应可以起到“身教”的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能够显著促进儿童社会适应的发展。

　　（三）家庭家教家风影响儿童社会适应的差异性

　　关于儿童身心健康、认知能力、社会性情感发展等发展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儿童发展受家庭、学校、社会等外界环境的影响，可能能力水平有所差异。同理，家庭氛围、家庭教养、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也具有各自不同的作用原理和影响机制，表现出差异化的影响特征。

　　第一，家庭教养的补偿作用。有研究认为，家长如果采取权威型教养方式，可以为儿童带来符合社会规范的社会化教育，这种途径具有直接性和基础性的特点（Lamborn et al.，1991），其影响效果因儿童特质而异（Grusec & Goodnow，1994）。在儿童学业成绩和认知发展的研究中，有不少研究发现这种直接影响通常体现出补偿作用的效果。比如，课外影子教育对成绩较差儿童的提升作用更大，表现为“补差”作用（周春芳等，2021）；父母受教育水平对子女认知能力的正向作用随着子女认知能力的提升而下降（刘金典等，2024）；父母教育参与对学生认知能力的影响表现出“过犹不及”的非线性关系，这一关系在认知能力较低的学生身上表现得更明显（李昂然、潘芷迪，2024）。另外，在儿童心理和情绪研究中也发现，对于孤独感体验更强的学业不良儿童，父母采取严厉惩罚的方式对其孤独感的影响更为显著（谷长芬、张庆平，2008）。从儿童社会适应发展的规律来看，儿童在社会适应状况较差时，更需要父母管束和讲道理，随着儿童社会适应水平逐渐提高，父母引导和说教的影响会减弱。基于此，本文提出家庭教养的补偿效应假设。

　　假设3a：家庭教养方式主要在儿童社会适应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第二，家庭氛围的强化作用。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为儿童社会适应提供情感性的支持环境，不涉及直接的教导和规范行为，是一种学习和成长环境的变化。这种环境的变化往往具有强化作用，这在学校层面的环境因素研究中得到证实。比如，调整教师队伍结构和教师资源等整体环境变化对成绩较好的学生具有“提优”效果（Clotfelter et al.，2006；叶方如，2021）；农村学校采取集团化办学对社会适应水平处于中等以上的学生有更积极的影响，对其情绪稳定、自尊和自我控制力呈现一定的“培优”效应（雷万鹏、谢静，2024）。可见，外部环境的变化对具有发展优势的儿童影响更大。对于儿童社会适应而言，其在适应水平较低时，可能更需要言传和身教的具体帮助；其在社会适应水平较高时，和谐稳定的情感环境更能发挥进一步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家庭氛围的强化效应假设。

　　假设3b：父母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主要在儿童社会适应水平较高的情况下发挥作用。

　　第三，家庭风气的普适作用。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为儿童社会适应提供的是持续性的学习示范模板，这种学习示范作用往往具有持续稳定的影响。班杜拉（Bandura，1986）在社会学习理论之后进一步提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Cognitive Theory），强调个体主动的自我调节和能动性。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儿童在社会适应水平较低时，可以观察模仿基本的社会化行为；随着社会适应水平的提升，则会学习模仿更复杂的社会化行为；不同社会适应水平的儿童，都可以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学习和内化新的行为模式和规则。社会认知理论的观点也得到神经科学研究的证据支持：人类的学习模仿行为存在一个基础的生物学机制，即镜像神经元系统，这一神经系统能够支持人类理解和模仿他人行为（Rizzolatti & Craighero，2004）。这意味着，通过观察学习来提升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长期持续的效果。基于此，本文提出家庭风气的普适效应假设。

　　假设3c：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对处于不同社会适应水平的儿童都具有明显影响。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儿童中心和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于2021年开展的“乡村儿童家庭家教家风状况调查”，该调查采用PPS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8省10县开展问卷调查，主要调查对象是具有当地户籍的3岁、7岁和10 岁儿童及其家庭，调查共获得1626户儿童家庭有效样本。在家庭家教家风的问卷设计中，家庭模块主要涉及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家庭收入和家庭投入等内容；家教模块主要涉及家长对儿童的教育期待、教育内容、教育方式及家长的教育能力等内容；家风模块主要涉及家风的代际传承、家庭文化氛围及家规家训等内容。在儿童自答模块，该调查仅对10岁儿童设计了社会适应问卷栏目，故本研究从所有儿童样本中选取10岁儿童，剔除相关变量信息缺失的样本后，获得531个分析样本。

　　（二）变量测量

　　1.儿童社会适应

　　根据已有对儿童社会适应的界定和测量，本文考察了4个维度的儿童社会适应状况，分别是学习自主、生活独立、集体融入和观点接纳。

　　学习自主通过6个题项测量：“在学习上，我努力寻求好的学习方法”“我一般按时完成作业”“我总是独立完成作业，不抄同学的”“我认真学好每一门功课”“有时老师没有布置作业，我回家后还是会主动学习”“我学习很刻苦”。

　　生活独立通过4个题项测量：“我自己的衣服自己洗”“父母工作时，我自己做饭”“在家里，我常帮父母做些家务事”“我会打扫、整理自己的房间”。

　　集体融入通过5个题项测量：“我希望通过班级活动发展自己”“我愿意参加一些义务劳动”“我觉得参加班级组织的活动是有意义的”“我常常想为集体争光”“我乐意参加大多数集体活动”。

　　观点接纳通过4个题项测量：“我觉得同学之间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我理解那些与我有不同观点和习惯的人”“不同的人做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方法是正常的”“我认为同学之间经常争论一些问题是正常的”。

　　上述4个维度的所有题项均采用5级量表测量，量表选项从1到5依次为“非常不符合”“不符合”“一般”“符合”“非常符合”。对相关题项的5级量表分值通过主成分因子法并进行标准化，生成4个取值为0～100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该维度的社会适应状况越好。

　　2.家庭氛围、家庭教养、家庭风气

　　“家庭”维度指的是父母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通过问卷中的4个5级量表题项进行测量：“有什么事情都会互相商量”“有什么事情都会让对方知道”“每天都有独处交流的时间”“很少争吵”，量表选项从1到5依次是“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不确定”“基本符合”“完全符合”。对这4个题项的分值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因子得分转换为0～100的连续变量后取大于均值以上半个标准差界定为“父母关系和谐”，将家庭氛围生成父母关系和谐与否的虚拟变量。

　　“家教”维度指的是教育心理学范式的家庭教养方式，通过“要求”和“沟通”两个维度生成的教养方式类型来衡量。“要求”维度有8个题项：“作业”“考试”“在学校表现”“每天几点回家”“和谁交朋友”“使用手机时间”“观看手机内容”“看电视时间”，选项为“不管”“管但不严”“管得很严”，将前两个选项合并后处理为8个要求严格与否的虚拟变量。“沟通”维度有5个题项：“学校发生的事”“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孩子的心情”“孩子的心事或烦恼”，选项为“从不”“偶尔”“经常”，将前两个选项合并后处理为5个沟通频繁与否的虚拟变量。对两个维度的虚拟变量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法（Latent Class Analysis， LCA）生成忽视型、专制型、宽容型和权威型4种类型。

　　“家风”维度指的是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通过问卷中的3个5级量表题项进行测量：“处处为孩子做表率”“教育孩子时，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答应孩子的事能做到”，量表选项从1到5依次是“非常差”“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对这3个题项的分值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将因子得分转换为0～100的连续变量后取大于均值以上半个标准差界定为“家长以身作则”，将家庭风气生成家长以身作则与否的虚拟变量。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三类：一是儿童成就期望，二是儿童个人特征，三是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控制儿童成就期望的主要目的是排除父母其他教育观念和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父母对子女的成就期望是指父母根据自己的经验、学识和思考，为孩子的将来做出的构想、规划和设计，是对子女未来教育获得、职业获得、定居地等未来发展的期待（张煜婕、张金凤，2024）。本文通过对问卷中“希望孩子读到什么程度”“希望孩子将来做什么”“希望孩子长大后在什么地方定居”3个题项①进行主成分因子分析，并进行标准化生成取值为 0～100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家长对儿童未来的成就期望越高。

　　儿童个人特征变量包括儿童的性别、兄弟姐妹数、自评健康状况、学业水平、是否寄宿、是否担任学生干部。家庭社会经济状况变量包括受访家长的教育程度、职业类型、自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所在地。变量赋值与描述性统计见表1。

　　（三）分析策略

　　本文的数据分析过程主要有两步：第一，由于4个维度的儿童社会适应能力被处理为0～100的连续变量，故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考察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第二，采用条件分位数回归（Conditional Quantile Regression，CQR）方法（设置 500次抽样）考察家庭氛围、家庭教养、家庭风气影响儿童社会适应的阶段异质性效应，进而比较三者之间的作用差异。

　　（一）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

　　关于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已得到较多实证检验，其结论也趋于一致。此处重点考察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表2报告了学习自主、生活独立、集体融入、观点接纳四个儿童社会适应维度对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的多元回归结果，并控制了家庭教养方式和其他重要影响变量。

　　从模型1到模型4可知，控制了家庭教养方式及其他相关变量后，父母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和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对儿童各个维度的社会适应水平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父母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能够使儿童在学习自主、生活独立、集体融入、观点接纳上的社会适应得分分别提高4.203分（p<0.001），4.923分（p<0.01），5.218分（p<0.001），6.685分（p<0.001）；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能够使儿童在学习自主、生活独立、集体融入、观点接纳上的社会适应得分分别提高4.755分（p<0.001），8.394分（p<0.001），5.931分（p<0.001），6.824分（p<0.01）。由于对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的测量方法是相同的，此处可以简单比较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系数。总体而言，在4个维度的模型中，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程度是较为接近的。唯独在模型 2中，家庭风气对儿童生活独立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家庭氛围，同时也超出家庭风气在其他维度模型中的影响系数，可见家长在生活中处处以身作则对培养儿童生活独立性具有格外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体而言，表2的数据分析结果证实了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同家庭教养方式一样对儿童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有利于培养儿童的自主性、独立性、集体感和包容性，假设1和假设2得到支持。

　　（二）家庭家教家风影响儿童社会适应的差异分析

　　以上分析验证了家庭氛围、家庭风气与家庭教养一样，对儿童社会适应具有同样重要的影响作用。这里将继续采用条件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考察和比较家庭、家教、家风3个维度对儿童社会适应的条件分位数效应及其区别。表3报告了相关数据分析结果。需要说明的是，在表3的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中，基于前文教养方式类型对不同维度社会适应的影响结果，在学习自主模型和生活独立模型中，家庭教养的操作化是将权威型设定为1，非权威型设定为0；在集体融入模型和观点接纳模型中，家庭教养的操作化是将权威型和宽容型设定为1，其他类型设定为0。根据表3的数据分析结果，下文依次分析家庭教养、家庭氛围、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特点。

　　首先，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随着儿童社会适应水平的提升而减弱，甚至失去统计显著性，这一趋势在4个社会适应维度上都有所体现。比如在模型 1（学习自主）的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中，25% 分位点的影响系数为7.562（p<0.001），50%分位点的影响系数为3.804（p<0.05），而在75%分位点的影响系数下降到 1.035 且不具备统计显著性，相比25%分位点下降了约86%的统计效应。这意味着采取合理的家庭教养方式主要对社会适应处于中等及偏下水平的儿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出补偿性的影响特点。另外，通过观察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条件分位数效应可以发现，家庭教养方式的补偿效应并不是因为存在儿童社会适应的“天花板效应”，因为在75%分位点上，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对4个维度的社会适应发展依然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可以进一步证实，家庭教养方式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具有补偿特征，假设3a得到支持。

　　其次，家庭氛围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总体上随着儿童社会适应水平的提升而增大，主要体现在生活独立、集体融入和观点接纳3个维度上。在这3个维度的条件分位数回归模型中，家庭氛围在50%分位点和75%分位点的影响系数都要大于25%分位点的影响系数，表明父母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对社会适应较好的儿童具有拔高倾向，表现出强化效应。仅在模型1的学习自主维度上，家庭氛围的影响表现出补偿效应，即在25%分位点的影响系数更大。这或许是因为学习自主作为一种对内发展的自我驱动行为，自主性较差的儿童更需要父母提供一种稳定无风险的家庭环境，其自主性才不会被摧毁；而自主性较高的儿童已经形成了稳定的自我驱动力，受到家庭情感环境的影响较小。但总之，在更多社会适应维度上，家庭氛围的影响总体表现出强化特征，假设3b得到支持。

　　最后，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总体上表现出持续稳定的影响。在学习自主、生活独立、集体融入3个维度中，25%分位点、50%分位点、75%分位点上的影响系数差异不大，且都具备统计显著性。这意味着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为儿童带来的行为示范效应对不同社会适应水平的儿童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仅在模型4的观点接纳维度上，家庭风气的影响表现出“强化效应”，即家长以身作则对包容性更高的儿童作用更大，在75%分位点的影响系数达到14.242，且在0.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或许是因为观点接纳作为一种社会互动行为，在儿童包容性较低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家庭教养中的约束和沟通来为儿童提供更切实的指导，促使其发生观念上的变化，而非简单通过行为示范让儿童自我内化。但总体而言，家风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相比家庭教养和家庭氛围具有持续稳定的普适性特征，假设3c得到支持。

　　通过以上条件分位数回归的数据分析，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程度完全不低于以往受到最多关注的家庭教养。家庭教养的影响甚至是相对有限的，仅具有补偿效应；而家庭氛围更有利于社会适应水平较高的儿童，具有强化效应；家庭风气则呈现持续稳定的影响，具有普适效应。尽管在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的条件分位数估计结果中，有个别社会适应维度没有完全符合强化效应和普适效应的预测（这可能需要比较不同社会适应发展维度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但就家庭氛围、家庭教养、家庭风气3个维度之间的比较，可以认为三者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分别具有强化效应、补偿效应、普适效应的特征。

　　本文以“家庭家教家风”为儿童社会适应发展的家庭解释框架，基于一项在乡村地区开展的儿童家庭家教家风状况调查，通过数据分析考察了家庭氛围和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并与家庭教养的作用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得到两个主要发现。第一，本文验证了父母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和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对儿童社会适应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这一发现揭示了，在长期备受关注的家庭教养方式外，家庭环境中的隐性因素对儿童社会适应同样有重要作用。第二，家庭氛围、家庭风气和家庭教养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作用不一，表现为家庭教养的“补偿效应”、家庭氛围的“强化效应”、家庭风气的“普适效应”。这为理解儿童社会适应的发展水平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动态性的家庭解释框架，以下结合各要素的作用原理及儿童发展阶段进行详细阐释。

　　首先，家庭教养方式作为一种具有明显教育色彩的家庭因素，通常对社会适应水平较低的儿童最为有效。家庭教养方式主要是通过家长的直接教导和沟通反馈来规范儿童行为，在这个过程中使儿童内化社会规则，促进其社会化发展（Bugental & Grusec，2006）。基于这一作用原理，从儿童发展阶段的角度来看，可以从两方面解释。其一，随着儿童社会适应等能力的提升，其信息获取渠道日益多元，也能够辨别并吸收家庭外部传递来的社会规则与价值观念，因而接受家庭内部的直接教导逐渐变少。其二，社会适应水平较高的儿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是内化了家庭内部教导的结果，所以家庭教养方式不会再持续地发挥明显作用。另外，既有研究表明，不同维度的家庭教育因素对儿童认知能力和情绪的影响，主要作用于认知能力较低的儿童（谷长芬、张庆平，2008；李昂然、潘芷迪，2024）。本文的研究发现进一步将家庭教育因素的补偿机制延伸至社会适应领域。因此，基本可以认为，具有直接教育作用的家庭因素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主要发挥补偿作用。

　　其次，父母关系和谐的家庭氛围对社会适应水平较高的儿童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由父母营造的情感氛围，作为一种儿童成长生活的土壤和环境，通过为儿童提供稳定的心理安全感和情感支持，能够培育和激发儿童自由探索的内在动力（Davies & Cummings，1994）。由于这种情感范围不是直接的教育干预，所以对儿童社会适应水平存在一定的条件性，更有利于已具备较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儿童在既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形成“累积优势”。既有研究表明，学校层面的外部环境变化对儿童认知能力和社会适应水平都起到“培优”的效果（叶方如，2021；雷万鹏、谢静，2024）。本文进一步在家庭层面发现了相同的影响机制。因此，基本可以认为，整体环境的改善对儿童发展的影响主要发挥强化作用。

　　最后，家长以身作则的家庭风气对不同社会适应水平的儿童均具有稳定的促进作用。家庭风气通过父母的日常行为示范，在无形中为儿童树立学习模仿的范本，持续影响儿童发展。更重要的是，学习模仿是一个递进、进阶的过程，儿童可以不断地学习模仿更复杂的社会化行为（Bandura，1986）。所以，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都可以在这个作用机制下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这一发现呼应了新时代家风建设的现实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家庭家教家风的论述中，多次强调家风建设，并深刻阐明家风建设对个人成长和家庭发展、对党风廉政建设、对国家兴盛和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姜玉峰，2025）。本文从儿童社会适应发展的角度，为持续推进家风建设提供了经验依据和实证支持。

　　综合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形成了一个解释儿童社会适应的家庭框架。这一框架的建立首先得益于在儿童发展的家庭研究中，引入了极具中国本土特色的家庭家教家风思想。这一思想指引本文去探索家庭教养方式之外的隐性家庭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了家庭情感环境和父母行为示范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影响。这从理论层面突破了长期以来以家庭教养作为儿童社会适应发展的单一解释框架，补充了家庭家风的隐性作用机制。其次，本研究基于儿童发展规律去定位具体的家庭因素，并基于科学的作用原理去分析影响机制。一方面，这使得家庭家教家风思想具有操作化的可能。因为依据特定研究问题和对象，可以决定家庭家教家风理论层面上特定的映射，有利于识别哪种操作化更为合适（胡安宁、盛渠成，2025）。另一方面，通过融合发展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证据，深入分析各维度对儿童社会适应的差异化作用路径，可以为理解家庭环境影响儿童发展的系统性和复杂性提供一个整合性视角。

　　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加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和更广义的家庭建设、促进儿童社会适应发展具有切实可行的实践启示。首先，家庭教养方式不是儿童社会适应发展的唯一解释，家长和社工应该系统性地从家庭家风的隐性因素中找寻破解之法。其次，针对不同社会适应水平的儿童，家庭家教家风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准确判断儿童社会适应的发展水平和系统调整家庭家教家风状况，有助于突破儿童社会适应的阶段性发展困境。

　　将“家庭—家教—家风”三元框架引入儿童社会适应研究是本文的一次初步尝试，难免存在一定的不足。第一，本文样本来自乡村地区，研究结论的推广还需要通过城市样本和全国样本进行验证。第二，本文的样本是 10岁儿童，从儿童年龄适应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对更早年龄段的婴幼儿或更晚年龄段的青少年，家庭家教家风是否存在影响差异也有待继续探索。第三，本文对家庭家教家风三个维度的测量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家庭家教家风的含义十分丰富和广泛，值得开展更多有针对性的调查和统计，进而持续建构和扩展家庭家教家风的理论体系。上述方面的进一步改进将有助于为儿童发展的研究和实践提供更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