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家训成就了司马迁

阜阳市关工委常务副主任  宁义南

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被颂之为中国“史圣”，鲁迅先生赞其著作《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间的中国历史，处于风云激荡、气象万千的大分化、大改组，兴替承续，如诗如歌，真让史家眼花缭乱，书不尽言。然而从动荡、分化、兴替之中以寻社会发展的规律，乃历史学家们之使命、之责任。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对此是当之而无愧的。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计十二本纪、十表、书八、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可谓浩繁巨著。书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七十》情真意切，泪透纸背，写出了司马迁家族的渊源，家学流长和《史记》的成书缘由。其中尤让我们动情的是作者无比丰富的渊源的家学，父辈对之进行教育并寄予厚望。可谓是家学与家训筑就了伟大的“史圣”司马迁。

司马迁在《自序》中写到司马氏家族的悠远与繁盛，以见其家史家学之流长与兴旺。周宣王时，南正黎的后代，脱离了掌天地的官守，别为司马氏。从此，司马氏的后代就执掌周史。周惠王时，司马氏离周到了晋国，以此为界，司马氏这一族人便分散了，卫、赵、秦等国各有分支。而于卫国的一支，名叫司马喜的，做过中山相。时，秦王失政，天下大乱，诸侯擅自称王。原为项羽封王的司马邛，降汉王刘邦。司马邛的后人任过汉长安市长、五大夫，直至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被汉任为太史公，承受起为周汉立传的历史重任。

做为历史学家不仅要通晓历史文明的脉络，而且要站在历史文化的潮头驾驭历史，或褒或贬，以期给后人留下对社会发展、演进应有的认知态度。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给儿子树立了这样的榜样。司马谈在武帝建元、元封年间做过史官，他对于当时的学者固执师说墨守一家，使学术不通流的风气，感到万分困惑，于是奋笔专论“六家要旨”，指出《周易系辞传》，诸子的学说，尽管有百虑，其实目的是一致的；他们所循途径虽有殊异，而其归趋仍是相同的。考察儒、墨、名、法、道德乃至阴阳六家，大都是想致天下于太平盛事。但其因立场不同，以至于各自观点，使用的方法，就大有差别。于是有的家则能把握重点，找到正确方向，其益于社会，自然会有正面反响。比如阴阳家的方术，多而细，讳者多，使人受拘，多事不能做，但其主张顺四时之序，都不可违反。儒家学说太广太博，很难完全听从。但以仁立身为政，制定君臣父子相处的守则，和夫妻、长辈、晚辈等礼教的分别还是一定不可更改的。墨家过于俭啬，难以遵守，但其务实节用，也是不可以废弃的。道家教我们精神集中，一动一合不露形迹，无为而治，使万物丰足善美。其学本着阴阳家顺四时之序，采儒墨之长，取名法之要，随时代需要，配合人事之变，还是相当适宜的。几此种种，不一而足，可见司马谈对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文化大有指点百家，激扬文字的博学和雄才。今日看来，难免或有偏颇，但其“六家要旨”却成为古今至贵的渊源家学，对司马迁的深刻影响，在《史记》的大作中是显而易见的。

在司马谈正要宏图大展时悲剧发生了。那一年，武帝建立汉朝封禅大典，却让太史公司马谈因居洛阳之故，不能参与这一国家盛典。这是作为太史公的司马谈难以承受的耻辱。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含恨病危。他的儿子司马迁恰在此时结束西征的使命，回来在河洛地方拜见了父亲。太史公紧握儿子的手，流着泪叮嘱：司马氏的先代，本是周的太史，远在古代唐尧虞舜时做过南北正，功名显赫，主管天官事物。后代中道衰微，祖业将断送在我的手中，你如能重做太史，就可上承祖业家学了。现在皇上承创千年以来的大统，天下顺和，封祭泰山，我却未能随行，这是有辱祖先之命运啊！我死后，你一定要做太史，切勿忘却我想要完成的历史著作啊！要讲孝道，忠于君上，秉笔直书，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留芳万代，使得父母也能分享一份光荣。最后，司马谈又谆谆告诫儿子，要承继周朝文王武王之业、之风化教育，上推公刘以致始祖后稷。切不可忘幽厉二王乱王道乱天下之教训。又强调指出500年前，出身式微鲁国的孔子立志要振作颓废，修复祖业，整理《诗》《书》创作《春秋》，以匡天下，影响至于今天。其间许多明君忠臣义士，我作为太史，却没予以载之，以致兴替流传，史为缺漏，对此，我非常恐惧不安，你要仔细考虑，身体力行，务要完成我的遗志啊！

司马谈故后三年，汉元丰三年（前108年），司马迁即作了太史令。以无比的勤奋研读历史以及国家藏在石室金匮的书籍。尤重孔子的《春秋》，认真地将《春秋》较《易》《书》《礼》《乐》诸经相比以见长。其虽仅数万字，但大义便有数千条，万物的离散聚会，都可从《春秋》中即得。如不读《春秋》，就是谗邪小人站你面前，也看不清楚，乱臣贼子紧跟其后，你也不会发觉。世道就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局面，遗害百姓。因此，司马迁要立志实现父之遗训，完成专掌史籍之职，撰写出较《春秋》更有价值的历史巨著。

然而，七年之后，天汉三年（前98年），司马迁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会遭到比父亲更大的厄运。敢于谏言的司马迁因替李陵辨冤而遭到大祸，被关进大牢，受尽宫刑之奇耻大辱。而此时的司马迁虽陷奇辱之地，但却始终牢记父亲“人要有精神力量”的遗训，坚守“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人生要旨。效周文王被纣王囚羑里而演《周易》，孔子困陈而作《春秋》，左丘失明而编撰《国语》，孙子膑足而作兵法，屈原放逐而成《离骚》，韩非拘秦世有《说难》《孤愤》；《诗》三百，大抵是先圣抒发自己的悲愤而创作出来的。他们都是内心积愤已久而没有发泄之地，故叙述往事，以开启来者。于是司马迁决心叙次唐尧以来，到武帝获得白麟那一年止，鉴《春秋》绝笔于获麟之故事。让勘称前无古人之大作《史记》应运而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述达三千年间的中国故事，成为古代中华文明的旷世杰作而被誉为至贵的历史文学经典。在三皇五帝，夏商周汉漫长的历史岁月之中，帝王将相、圣贤诸子、义勇游侠，乃至民俗奇人，社会百态，鲜鲜活活地展示于这位史圣笔下。其中大禹治水、火牛之阵、荆轲刺秦、鸿门宴上、霸王别姬、垓下之围等篇章，至今乃传诵于海内外炎黄子孙，或以戏剧和影视文学形象地展现于人们的生活之中；做为我们修身励志、治国理政的一面历史明镜，而永立于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文明的丰碑之上。